【立凱電】清碳聯盟成立 迎接綠色經濟匯流

清碳盟一

 

關注環境議題的社會學大師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在其大作「氣候變遷政治學」中提到,要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政治匯流」與「經濟匯流」勢在必行,政策要把氣候變遷的議題納入重要的議程,而經濟也要向低碳轉型。

清碳盟六

(photo via here )

曾經,「京都議定書」為國際氣候變遷的談判帶來希望,似乎能以國際之局解決氣候變遷之問題。但是,隨著國際氣候談判一再陷入膠著與僵局,以國際之局解決氣候變遷問題,成為了一條漫長的路。所幸世界各國陸續發展自己的碳市場交易機制,甚至展開雙邊、多邊的跨國合作,低碳生活部落格有了詳細的介紹。在臺灣,則由「清潔發展與碳權經營策略聯盟」(以下將簡稱清碳聯盟)作為政府與民間產業的溝通平台,以達低碳轉型的效果。

 

 

 

清碳聯盟成立大會於2月18日舉行,欲推廣「產業向低碳轉型」、「促進產業相互合作」、「創造低碳機會」,以及「兼顧企業社會責任」,於成立大會當日廣邀各方專家,一同商討面對氣候變遷問題的策略。其為政府與民間的合作平台。

 

清碳盟三

(清碳聯盟的運作機制示意圖,取自官網

 

 

在成立大會上,「台灣董事學會理事長」許士軍先生提及「環境變,策略變,組織變」,企業因以回應氣候變遷挑戰,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長吳壽山先生表示「市場衝擊重要性不亞於綠色科技發展與法規」,提及金融危機後的經濟發展與低碳經濟背道而馳,福特六和總經理范炘先生則提出「交通業要從軟體革新等方式面對未來的城市問題」,

 

許士軍先生提到,氣候變遷為商業經營環境帶來改變,突如其來的天災、氣溫的改變,都是一大挑戰,當環境改變的時候,以環境作為基礎的企業策略就要改變。不同的環境需要不同的策略。而當企業策略改變的時候,企業的組織結構便得做出調整,組織結構的調整,便帶來商業模式的改變。乍看跟企業經營無關的氣候變遷,卻會為未來的企業帶來重大的改變。許士軍先生所言,指出了氣候變遷與企業經營習習相關,企業應該重視「氣候變遷」這個議題。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長吳壽山先生則表示道,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減少碳排放的呼聲便減小了,大家又把焦點先轉還經濟發展上,金融危機後的經濟發展並未妥善的走上低碳經濟的道路,提醒大家,除了法規的改進、技術的進步之外,市場亦是決定我們能否通往綠色經濟的關鍵要素。

清碳盟四

(清碳聯盟的願景:低碳能力建置到企業永續發展,以達國家永續發展之目的,示意圖取自官網

 

 

福特六和總經理范炘先生則詳述道,氣候變遷一大部份的成因,來自交通。汽車載具的碳排放等,都是造成氣候變遷的原因。而油電混和車、電動車、氫電池等的新技術,都有辦法為減少碳排放帶來希望。但是除了技術的演進之外,服務的模式亦很重要。透過交通模式的改變,便能打造未來更環保的都市。隨著地球的人口增加,預計未來會有更有很多的大都市出現,能否提供更為綠色的交通模式給這些大都市,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而能否提供「All-in-one」的交通解決方案,是提供這些綠色交通模式的鑰匙。充換電站的普及、加油站的改善、行經路線的規劃,都必須要考慮進去,並非技術的改進就可以辦到。

 

光是透過軟體的改善、或是令駕駛員「社群化」方便彼此學習更好的開車技術,就可以減少碳排放,這些都是交通業可以努力的地方。

 

當日還有為數多場的分享,包括航空業、政策角度等等。面對來勢洶洶的氣候變遷,清碳聯盟作為「經濟匯流」與「政治匯流」的推手,值得所有關心環保的朋友拭目以待,而在實際產業的改進上,交通更成為本次成立大會的重點項目,希望未來各種交通載具,都能夠發展出更低碳、更有效率的交通模式,提供更「綠」的生活環境!而綠色的交通模式,以電動載具為例,該如何發展呢?詳見以下兩篇文章:

1. 《活動紀實》泛科學微型點子對撞機XIII

2. 【Better Place的故事】

如同福特六和總經理范炘先生說的—透過模式的改變,來打造環境的改變,當我們在思考如何用電動車、電動巴士打造低碳經濟的時候,也必須以模式來宏觀的思考,清碳聯盟也是提供一個模式,與民間合作,以打造「經濟匯流」與「政治匯流」。

 

Aleees Blog粉絲團管理者:鄭紹鈺、Toby編撰,希望大家喜歡。

延伸閱讀:

聯合國定義綠色經濟:綠色經濟是我們的特效藥

綠色經濟:我們真的想要的未來嗎?

綠色交通讀書會:我們想要怎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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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留子孫與氣候難民—什麼是跨世代正義?

Severn Suzuki

(圖片攝於聯合國高峰會,via studyenglish)

1992年,珊文鈴木(Severn Cullis-Suzuki)在聯合國的地球高峰會上,那一年,她只有12歲,代表了世界上的青年與兒童,在世界的發言台上,向所有的大人鄭重呼籲:

「我在學校裡,你們告訴我們,不要爭鬥,要學會和平相處,不要爭吵,要找出答案,不要傷害別人,要珍惜生命,要樂於分享,不要貪婪。為什麼大人們,你們卻做著與你們教導我們完全相反的事情?」

「父母應該為小孩子說:『一切都沒有問題,我們正在努力給你們更好的未來。』,但現在,大人們似乎不再那樣說了。」

珊文鈴木所大聲急呼的,便是「跨世代正義」(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常簡稱為世代正義)的訴求。

在1987年,由聯合國的「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出版,「布魯德蘭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所撰寫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中,提出了一個被廣泛引用的「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定義,便是以跨世代正義作為中心的思考:「永續發展是一種能夠滿足當代需求,但同時不會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生活需求能力的發展模式。」

 

氣候變遷與跨世代正義

氣候變遷在今日,已然成為全世界共同面對的難題,位處這個當中的核心議題,便是「跨世代正義」,為了實現「跨世代正義」,各國政府、企業、公民團體、人民,須明白自己的子孫,都有可能如同「吉里巴斯」的住民一樣成為氣候難民,因此,在氣候變遷上,我們不該「債留子孫」,而是該由我們這一代人扛起「調適」與「減緩」的責任,實現永續發展,以下將會詳細闡述「跨世代正義」這個主題。

 

從「永續發展」到「佔領華爾街」

換言之,「跨世代正義」的概念是要求每一個世代在追求當下的富足時,負起維護未來世代生存權益的責任,另外,因為面對「經濟發展」與「永續」這兩者之前的衝突本質,許多不認同經濟該永遠發展下去的學者,改以「永續性」(Sustainablitly)作為主要的用詞,但不妨礙我們理解,世代正義已經是國際理應被重視的議題。

不過,實際上,我們似乎不太重視這些議題,尤其是從經濟面上開始,前些日子興起許多國家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時,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便曾指出:

這些年來,認為公義將永不可能實現的犬儒態度,於我們的政治辯論裡無處不在,令我們很容易忘記目前的經濟災難是源自一個多麼可恥的故事——首先,銀行家們透過不顧後果的借貸製造資產泡沫,並從中謀取暴利;然後泡沫爆破,但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挽救這些銀行家,而一般民眾則代為承受他們犯罪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苦果;最後,銀行家由於被救了,他們仍擁有足以影響政治的巨大財力,政客們於是承諾維持低稅率和解除金融海嘯後設立的溫和管制措施,以換取他們的支持。

另一方面,前些日子出版「不公平的代價」的作者Joseph Stiglitz 說:「這是一個將虧損社會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

而當社會承受虧損,會發生什麼事呢?這必須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時期。

 

柏克(Edmund Burke)的「世代間夥伴關係

柏克常被認為是「保守主義奠基者」的英國理論家,但他實際上也是長期反對英王專政,並大力支持美國革命的學者,然而,他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未來卻不樂觀,也因為這份不樂觀,而被後世許多人批評為是「保守主義份子」,比如有名的馬克思博士。

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裡,他提到:「社會是在那些已經死去的人、還活著的人,以及未來要出生的人之間的一張契約。(Society is a contract between those who are dead, those who are living, those who are to be born.)」也就是世代間存有一種夥伴關係,在當時被這段話被革命份子視為「極端保守」,沒想到當這句話留存到今日「債留子孫」的時代裡,卻極具革命性格。

 

柏克並不是後見之明,而是在法國大革命的第一年,於1790年時,便發表了一場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演講,因為他認為,這場革命以不穩定的「公共意志」為依歸,到最後將會是一場暴力的鬥爭與財產充公的過程,實際上,在1793年開始,教會的財產權、人民的自由結社權,包括工會與同業公會都遭到廢除,只剩當時為己謀利的政黨興興向榮。

而柏克的理論其實便是補充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不足的地方,盧梭認為人是「高貴的野蠻人」,人民唯一服從的權威是「人民」與「一般意志」,所以不論是法律還是立法者的,都必須臣服於「一般意志」之下,也不能有宗教與地區性的協會與組合,因為這代表了權力階級的劃分。然而,在實務上,當時新立的律法都以「公共意志」為最高權威,但「一般意志」成為了暴力的政治工具,最後淪為了機會主義者與貪婪的人的工具,柏克認為,真正的社會契約並不是高貴的野蠻人與一般意志定下的契約,而是「世代間的夥伴關係」。

 

 

氣候難民看不見世代正義

螢幕快照 2013-08-31 下午4.57.03

(地圖上的B點便是吉里巴斯)

柏克可能沒有想到自己的洞見,除了會展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也會發生在他不熟悉的吉里巴斯上( Kiribati)。在中南太平洋附近,臺灣一共有六個邦交國,其中一個便是吉里巴斯。吉里巴斯約有10萬瓶居民,其中一半住在16平方公里、僅2公尺高的珊瑚島上。而在氣候變遷當中,已有許多研究指出,他們必須因為氣候變遷而離開家園,流離失所,成為氣候難民。(地球圖輯隊有精美的照片整理

 

在人類的歷史上,我們經歷多次的社會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與工業革命後特別明顯的環境危機,但氣候變遷的衝擊可以說是全面性的,就像長期倡議氣候變遷的前美國副總統高爾(Gore)在2008年的TED上所呼籲的:

「以前我在處理軍事危機時,軍事專家告訴我軍事危機分成三種:地區性的、區域性的、全球性的,每一種層級需要不同的資源、方法跟組織架構。環境問題也分成了這三個階級,而氣候變遷是全球性的危機,需要的是全球性的動員,從政治到全球轉型低碳經濟,都是我們須趕緊去做的。」

(高爾在繼「不願面對的真相」後,於2008年的TED上演講「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新思維」)

 

氣候變遷與世代正義

1971年,政治哲學家Jown Rawl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提出以「儲蓄原則(Saving Principle)」說明世代正義問題,在不知道該預留多少資源給未來世代,應該盡可能在能力內儲蓄,以期對未來世代的公平,意即,不應該「債留子孫」。(詳細的討論可見論文「楊士奇(2007)。論儲蓄原則的推導與證立。」)

而在氣候變遷加劇的今日,氣候變遷已經開始逐步影響人類的生活,2009年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積木之屋」,便是描繪一個遭受氣候變遷衝擊後的世界,這部動畫雖然畫風溫和可親,但在僅僅十二分鐘,便透過平實的劇情揭露出社會的巨大變遷。

(影片積木之屋,短短十二分鐘描繪了氣候變遷衝擊下的世界。)

 

之前在報導臺灣青年候聯盟的氣候變遷工作坊(COYTW)時,講者成功大學王毓正教授,便提出氣候變遷的未來,要以兩種不同的思維去應對,這兩種思維分別是「調適」與「減緩」。

 

「調適」(Adaption)—人類用不同的生活方式適用未來

在奈及利亞,已經有人設計不一樣的學校,來解決奈及利亞的貧窮問題,在這裡,貧窮與天災時常是當地社區的惡夢,而常常因為天災而生活機能停擺,包括了孩子受教育的機會。

奈及利亞水屋

(圖片來自探討飄浮屋能否解決奈及利亞的問題的文章「Can Floating Architecture Save this Nigerian Community」 )

為了因應常見的洪患,在成本有限的情況下,於奈及利亞的拉哥斯馬可可(Makoko)貧民窟,用250個塑膠桶作為浮底,以木頭為建材,內有完整的排水與通風系統,設計了三角錐狀的飄浮學校,建築物內約可容納一百人,不只如此,三角錐的屋頂則設有太陽能板,內有雨水回收系統,建造成本二十萬台幣以內,可謂「經濟實惠」的綠建築,同時也能調適日益加強的天災。

另一方面,國際海洋學重鎮的荷蘭,同時苦於因為氣候變遷的海面上升,以及長年的地層下陷,在過往已有「船屋」的傳統,現在荷蘭更有許多新的建築師,以飄浮屋為構想,希望能夠讓人類在未來有應對海平面上升的居住空間。在泛科學整理的文章「未來飄浮城」當中,便能看見許多調適的案例,部落格「超克藍綠」也專訪了荷蘭建築師歐道斯(Koen Olthuis),內文整理了荷蘭飄浮屋發展的前因後果,非常值得一看。

 

臺灣呢?臺灣也不徨多讓,屏東縣也於2011年開始,計畫未來在低窪地區啟用水上浮動屋。莫拉克獨立新聞網便有報導,屏東縣政府於2011年舉辦「屏東縣水上浮動屋抗災創意徵圖活動」,以集思廣益的方法透過各個大專院校與各專業領域的參與廣徵改造創意構想,提供受災地區未來再發展之推動參考,當時共122件作品參賽,最後入圍20件,最後由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拿下首獎。(見原報導

 

減緩(mitigation),溫室氣體減量等方式以邁向「世代正義」

萬國博覽會(Universal Exposition)可以說是西方工業革命的慶功儀式,後來中文裡我們更常稱其「世界博覽會」,第一次萬國博覽會舉辦在1851年的英國倫敦,主辦人是維多利亞女皇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參展作品超過十萬件,英國舉辦這活動的目的,是要向世界各國宣示大不列顛帝國的富強與文明成就,參展的作品包括了蒸汽機、織布機跟農業機器等。

今日的我們生活在以企業為主導經銷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而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可以說是「雙軌革命」,一個是對抗封建王權的革命,另一個則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最早發於英國,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因素有四個:首先,英國的工人在當時薪資對比其他歐陸國家算高,企業主必須想辦法提升效率以增加利潤。再者,當時的英國具備豐富的煤礦區位。第三,英國的技術革命讓企業主得以結合以上兩者,從織布機開始,不斷改良、發明、創新,改變了英國的經濟與社會生態。最後,大英帝國具有當時的海上霸權,各個殖民地成為這些新商品的市場。

第一次萬國博覽會

(第一次萬國博覽會的水晶宮。圖片來源:「Crystal Palace from the northeast from Dickinson’s Comprehensive Pictures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當工業革命普及到歐陸時,誘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則以電力與內燃機為主,各種的石化燃料展開了進一步的應用:煤礦、石油等,孵育在地底無數年的礦物,在人類的技術下造就了得以克服大自然的科技文明。

直至20世紀初期,馬車仍是許多國家的主要交通工具,那馬車的污染–馬糞,曾是嚴重的公共污染,紐約許多要優雅走上挑高的二樓才能進入客廳的設計,在當時是必要的,是為了避開可怕的「馬糞海」,1898年,紐約召開了一場研討會,世界齊聚討論這嚴重的馬糞危機,當時大家「毫無解決辦法」,然而隨著汽車的普及,馬糞不再是問題。

 

可是這些昔日「乾淨的能源」,人類近兩世紀的工業化過程,帶來了大量的溫室氣體,進而產生的溫室效應,地表溫度有逐漸暖化的現象,上個冰河時期殘存下來在高緯度的冰川,也在逐漸融化中,而曾任職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第9任所長的范光龍先生,便於其其科普性質的著作「海洋環境學」提出,依照一些科學研究的看法,未來會在2030年、2070年、2100年,海平面分別上升18公分、44公分、66公分。

 

而在臺灣,曾於1993年出版「環境政策與法律」,於早期把環境概念引入臺灣法律制度中的葉俊榮教授便曾指出:「所謂的土石流,之所以會是一種天災,是因為人住在有土石流動的地方,是「人的災難」。」氣候變遷也是一樣,全球人口規模已達70億的天文數字,未來預期會繼續增長下去,而人口密集的地方往往鄰近海洋的地區,我們工業化造成的問題,也將由我們與未來世代承擔。

就如同當初因為內燃機而避免了傳統的馬車帶來的威脅,這一次全球急須不同凡想的「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來實踐世代正義,從全球框架(WTO與UNEP、COP)等到國家層級的政策取向,以及企業的商業模式到消費者的選擇,由上到下各個環節缺一不可。

 

國際重量級學者紀登斯便在其2009年出版的「氣候變遷政治學」指出,對抗氣候變遷,最重要的便是兩個實踐的工具:「政治匯流」與「經濟匯流」。「政治匯流」意指國家政策最好能夠結合民間的力量,讓民間妥善發揮,而「經濟匯流」則是指,一個國家應將就業、通膨、經濟成長,與氣候變遷、環境問題相結合,推動新型態的「綠色經濟」。

目前,綠色經濟中最為知名的一種產業,即是綠色交通,臺灣也正掀起一場的「馬路革命」,因為電動載具不使用石化燃料,所以可以在交通方面達成減碳的目標。在臺灣,目前除了電動機車、電動車之外,也有能夠服務到每一個大眾的電動巴士,讓「低碳」不再只是開車的人的事,而是每一個行人的事。以立凱電為例,從2012年起至今(2013年九月底),立凱電的電動巴士的總運行里程已達458039公里,已減少420.22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若臺灣與其他世界各地的電動載具一起蓬勃發展,當綠色交通在地球遍地開花,那絕對是我們這一代人對於「減緩」(Mitigation)的實踐的一大邁進。

如同我們在之前的文章《大人們!一起為孩子許一個無畏的未來》提到的:

 

在過去,大人們是忘了如何在乎孩子的。

在未來,孩子是能感受到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感的。

 

跨世代正義,等著我們一起來實踐,我們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其中一件尤為急迫的,便是更多人重視這個議題,讓更多人加入「低碳經濟」的行列,一同打造永續的明日社會。

 

 

Aleees Blog粉絲團管理者:鄭紹鈺、Kate整理編撰,希望大家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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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21世紀,用永續交通打造綠色城市